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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人口

来源:史志院 发布时间:2014-06-17 浏览次数:234 次 【字体:

    西汉以前,晋中人口数量无据可查。西汉元始二年(2),按现行区划据有关资料估算约有7万户30万人。其中榆次约9600户。西汉末年至东汉时期,连年战争,人口锐减。东汉永和五年(140)榆次县约有3200户,比西汉元始二年(2)减少66.7%。东汉末年,兵革连年,加上严重的灾荒、瘟疫,人口急骤下降。

    隋初,政府在政治、经济上采取一系列措施,并注重户籍,令州、县多次核查户口,人口大量增加。隋大业五年(609),榆次县户口达1.37万户,比东汉永和五年(140)增长3.28倍。

    唐朝前期,经隋末战乱后,人口有所下降。之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户口逐渐上升。唐开元元年(713),榆次县户口达1.54万户,比隋大业时增长12.4%。唐代后期,经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及五代十国长达50年的混战局面,人口又大幅度下降。

    北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奖励农耕的政策,并制定措施,鼓励人口增长,加强户口管理,晋中人口又有较大发展。宋天圣九年(1031),榆次县总户数增加到5.2万户,比唐开元元年(713)增长2.38倍,成为清代以前户籍最多的时期。

    元代初期,由于经历残酷的统一战争,人口锐减。之后人口呈缓慢发展趋势。

    明初,政府采取鼓励垦荒,解放奴婢,兴修水利等与民生息政策,并建立黄册和里甲制度,清查户口,加强人口管理,户口激增。洪武年间(1368~1398)晋中总人口约39万。其中,洪武二十四年(1391)榆次县总人口7.68万人;辽州(今左权县)1.98万人;乐平(今昔阳)县1.22万人;祁县4.42万人;平遥县6.55万人。到明代中叶公元1500年前后,晋中总人口增至51.3万人。明代后期增速减缓,万历年间(1573~1620)晋中总人口约53.3万人。到明末,由于战争和灾荒不断,人口又呈下降趋势。其中,榆次县万历三十五年(1607)总人口9.6万,崇祯元年(1628)减至7.6万,下降20.8%,与200年前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的人口数相当;辽州(今左权县)崇祯十一年(1638)人口降为1.4万,比洪武二十四年的总人口减少29%。

    清代实行鼓励人口生育政策。康熙五十一年(1712)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二年(1724)又实行“摊丁入亩”,以田亩税代替人头税,消除了匿报户口的隐患,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人口迅速增长。清初,晋中人口约60万,到乾隆年间(1736~1796)人口增至165万,120多年增长了175%,年均增长0.85%。后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人口一直呈上升趋势。其中,平遥县咸丰年间(1851~1861)达32.10万人,比乾隆三十四年(1769)的13.29万人增长了141%,年均增长1.01%;介休县嘉庆十八年(1813)总人口达59.54万人,比乾隆三十一年(1766)的37.88万人增长57.18%,年均增长0.97%;灵石县嘉庆二十一年(1816)人口达13.03万人,比清初顺治二年(1645)的2.02万人,增长了5.45倍,年均增长1.10%。

    光绪元年至三年(1875~1877),山西出现历史上罕见的大旱灾,晋中是受灾最烈的地区之一。赤地千里,饿殍遍地,人饥相食,人口锐减。民谣流传有“光绪三年,人死一半”。从光绪初年起,榆次县人口由27.6万人,到光绪五年(1879)减至16.5万,减少40.2%;辽州(今左权县)由7.6万到光绪五年减至2.7万,减少64.5%;祁县县城因死人太多,无法埋葬,集中堆在城墙西北角坑内,形成一处“万人坑”;平遥县由30余万,到光绪七年(1881)减至17.7万;介休县仅光绪三年(1875)死人4万余,光绪六年(1880)减至11.4万人。到光绪十年(1884)晋中人口约169.6万,与乾隆年间人数基本相当。

    人口锐减的原因除自然灾害外,还因种植和吸食鸦片。自咸丰十一年(1861)征收鸦片厘税,民间种鸦片者日众,一般占耕地的一半以上,且都是水地和好地。因之,鸦片日增,耕地日减,瘾民日多,劳力日少,造成民间无储存之粮,难抵灾荒侵袭。昔阳县进士李用清在《大荒记》中指出:“晋省今日之灾非天灾,人灾也。”清朝末年,内忧外患、社会动荡不安,人口继续下降。到宣统三年(1911)晋中人口降至122万人左右,相当于200年前康熙年间人口数。其中,榆次县宣统三年(1911)总人口为15.96万人,不及清初顺治五年(1648)的人口。

    民国初到中期,晋中人口缓慢发展。民国元年(1912)为122.04万人,民国19年(1930)发展到138.98万人,18年增长13.88%,年均增长0.73%。之后逐年下降,至民国24年(1935)人口为128.15万人,五年下降7.79%,年均下降1.61%。从民国元年至24年(1912~1935),晋中人口仅增长5.01%,年均增长0.21%。人口由缓慢发展到下降,主要是社会动荡,自然灾害频繁,差役过重,人民生活困难等所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晋中处于战乱之中,境内分为日伪占领区、蒋阎统治区和抗日根据地(后为解放区),人口无完整准确记载。抗战初,晋中被日军侵占,由于日军频繁“扫荡”,疯狂杀掳,人口一度下降。之后,共产党和八路军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领导群众发展生产、减租减息、抗灾救灾,人口有一定发展。民国34年(1945),昔阳、和顺、左权、榆社4县解放。民国37年(1948)7月,晋中全境解放,到年底,晋中人口由民国24年(1935)的128.15万人增加到137.36万人,增长7.19%,年均增长0.5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政权稳定,经济迅速恢复,人民生活安定,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疗条件初步改善,促进人口快速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晋中人口为138.14万人。到1958年发展到166.84万人,比1949年增长20.78%,年均增长2.12%。1949年~1958年9年平均出生率为27.03‰,形成建国后第一个人口出生高峰期。9年平均死亡率12.08‰,自然增长率14.95‰。这一时期为晋中人口发展第一个高峰期,呈高出生、较高死亡、高增长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特征。

1959年~1961年,由于遭受三年自然灾害的严重袭击,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出生人数减少,死亡人数增加。1959年,晋中人口169.10万人,1961年为171.57万人,比1959年增长2.84%,年均增长仅0.94%。年平均出生率22.71‰,较上一时期减少4.32个千分点。年均死亡率14.91‰,比上一时期高出近3个千分点。年均自然增长率7.79‰,仅为上一时期年均自然增长率的一半。呈现低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特征。

1962年起,全区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人口再生产出现了强劲的补偿性生育。1962年晋中总人口为176.41万人,到1972年猛增到230.64万人,增长34.43%,年均增长2.73%。虽然1964年响应国务院号召,专署设立计划生育办公室,开始有计划控制人口增长,但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使计划生育工作处于无人管理状态,形成第二个人口生育高峰。11年间年均出生率为33.54‰,较上一时期增加了10.8个千分点。死亡人口逐渐减少,11年间平均死亡率为9.45‰,较上一时期减少5.46个千分点。平均自然增长率为24.08‰,比上一时期增加16.29个千分点。这一时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晋中人口发展最快的时期,高于同期全省、全国的发展水平,呈现出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人口再生产类型。

1973年6月26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转发省计划生育领导组《关于当前我省计划生育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提出:“大力提倡每对夫妇一生中不超过两个孩子,每胎间隔要长。”同年12月,全国第一次计划工作汇报会提出了“晚、稀、少”的生育要求。随着这些文件精神的落实,晋中人口再生产的过快势头得到有效控制。1973年总人口为234.76万人,到1990年为283.32万人,18年增长22.84%,年均增长1.15%;18年间年均出生率为19.05‰,平均死亡率为6.61‰,年均自然增长率为12.44‰,比上一时期降低近一半。在计划生育控制下,初步形成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

1991年后,经过多年连续不断地贯彻“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人口政策及计划生育政策,人民群众的生育观念不断转变更新,特别是城市居民和大部分农村居民自觉地晚婚晚育、节制生育,“一胎化”的人群越来越多,人口增长在上期低速增长的基础上增幅继续下降。1991年,晋中总人口286.18万人,2005年达306.63万人。15年增长8.23%,年均增长0.53%,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晋中人口增长最低的时期。1991年~2005年年均出生率12.99‰,年均死亡率6.39‰,年均自然增长率6.60‰,均为1949年~2005年56年中最低时期。晋中人口发展步入了计划控制的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稳定发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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