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定鼎中原初期，统一了北方各少数民族，疆域拓展至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同时，清政府改变明朝严格控制的、有限开放的边地贸易政策，重视商贾“通财货之血脉”的作用，放宽对旅蒙商的限制，并采取了减免关税、商税，张榜明示税则，严格限制牙帖，惩治关津贪官等一系列恤商政策。    北方社会的相对稳定和清政府的重商政策，为晋商的崛起提供了有利条件。继明代介休范氏等涉足北部边地贸易成为大户外，晋中平川地区又有一批商人迅速崛起，逐步向北部、东北部、西北部及全国主要商埠城市拓展，形成闻名遐迩的晋中商帮。向北部发展...

清乾隆以后，晋商进入繁荣发展时期。一方面外出经商者越来越多，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另一方面经营行业愈益增加，商业规模不断扩大，形成了“贸迁四方”的巨大商业群体。同时，以介休范家为代表的“船帮”重新恢复海上对日贸易。乾隆三年（1738），范毓馪再次“奉命采办洋铜，运京局，以抵分限应输之数”。即以采办来的洋铜抵欠户部追缴粮食运值价款。乾隆八年（1743），范家改“先铜后帑”为向清政府借帑办铜。乾隆十年（1745）后，由范毓馪之子范清注、范清洪和侄范清济接替经营。范家拥有商船最初为3只，最多时达7只，每年去日本两次...

清道光初年，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晋商活动的区域越来越广，行业与行业、商号与商号及地域间的业务交往不断增多，埠际间的资金调拨日益频繁，且数额激增，而资金流通仍采用镖局押运现银的方法，既不方便，又不安全。道光三年（1823），平遥西裕成颜料庄北京分庄掌柜雷履泰，看到银两流通量空前增大，依靠镖局运送现银风险大而成本高，从已经零星办理的工商汇票和字号捎办银两的事例中得到启发，产生了开办汇兑业务的想法，在征得财东平遥达蒲村李大全的同意后，率先试办京晋之间的资金拔兑业务。随即李大全又投资30万两白银，由雷履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