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用清

    李用清（1829～1899），字登斋，号菊圃，清平定州乐平乡（今昔阳县）杜庄村人。自曾祖起，数代习儒学以求进，考选得拔贡、生员等功名。李用清七岁读书，不拘章句，十六岁为县学生员。咸丰八年（1858）乡试中举。同治四年（1865）会试中进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但家境贫寒，父亲在家乡多次为其借贷在京费用，因而县内有“儿子进了翰林院，老子照样穷光蛋”的笑谈。同治七年（1868），授翰林院编修。同治九年（1870）任国史馆、武英殿协修。同治十年（1871），补国史馆纂修，后一度代理总纂职。所编史籍“体究因得”，“通达吏治，洞悉民生”。同治十一年（1872），为同治皇帝大婚撰文，加授侍讲衔。同治十二年（1873）父逝，丁优守孝，主讲于河东书院。光绪初年，服满回京听用。

    光绪三年（1877）华北大旱，山西最为严重。李用清遂以记名御史随阎敬铭奉调山西襄办赈荒事务。不辞劳苦，屡冒寒暑，亲历遭灾各州县，四处募捐，放粮济赈，“身亲其事，南北奔驰，足迹几遍三晋，专以恤灾黎、惩贪暴为己任”。并将亲睹灾荒情景写成《大荒记》，综理要点十条，记述饥荒惨状。每到一处，认真勘究致灾因果及粮路输送途径，详加记载，随时向阎敬铭和巡抚曾国荃反映，积成卷帙，名为《十涕书》。勘荒期间，痛睹灾情下饥民饿毙惨状，全力赈济，心力交瘁。每到一处，拒绝铺张，用餐必拒佳肴，甘食粗粝，遂种下痢疾病根。

    光绪五年（1879），赈灾事竣，回京以御史任用，京察优卓。受邀协同张树声办理广西军务，防御法军侵略。后张树声任两广总督，即命李用清办理海防厘金，整顿水军和炮台财务。办事认真、条理有序，多次受到密折保举。光绪七年（1881）出任惠州知府。惠州社会秩序混乱，赌盗等不良之风盛行，诉讼成癖，命案堆积。且往往一案伤毙数人，牵涉较广；地痞充当讼棍从中拨弄是非，诈取财帛。李用清对此力主以严治，但反对滥施严刑。采取“严勒诛条，宽予新路，动以性情”的疏导方针，一面行文示禁，一面亲自复审案情，对罪犯开化劝勉，释放有悔改和罪行较轻的囚犯，使之成为现身说法的感化力量。不久“盗贼敛迹，地方安靖，赌风亦熄”，惠州大治，受到人们的拥戴。一次，乘车从乡下经过，乡民齐集路旁，拱手迎接，尊为“圣贤”。光绪八年（1882）朝廷追叙旧日功绩，升任贵西兵备道。光绪九年（1883）以特旨迁贵州省布政使，从正四品升为从二品，被朝廷及地方军政长官视为“干才”。光绪十年（1884）署理贵州巡抚。“兴农利，破除积弊”，“载汰冗员”，禁种罂粟，政声斐然。但所作所为严重地触动了地方豪绅和贪官污吏的利益，因而遭到当地豪绅抵制和上下官员勾结一气的中伤排挤，被清政府下令开缺进京，另行任用。光绪十二年（1886）三月，署陕西布政使。仍不图沉浮，以国本民食为要义，节流开源，倡导植桑种棉，兴办纺织。组织三原县百姓兴修“龙渠”，千余亩农田得灌溉之便。在任不足三年，藩库帑银增加三十万两。

    晚清之际，朝纲废弛，政治腐败，官场风气糜烂，官吏皆以搜刮为要务。李用清拒不与之同流合污，为政清廉。并先后以已俸禄在黔、陕购买谷米一千六百余石，备御饥荒。陕北各州县地瘠贫苦，地方官多不愿赴任，慨然以已之俸钱津贴之，以期杜绝地方官鱼肉百姓之恶习。郑州河堤决口，李用清慷慨解囊捐银二万两。但终因正直清廉，不与邪恶合流而为恶势力所不容，光绪十四年（1888）又遭弹劾，免职下野。光绪十五年（1889）后，主讲于太原晋阳书院，奖勤惩惰，省城学风为之大振。

    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爆发，无时不以战事为念。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终因忧国忧民酿成杂病缠身，导致痢疾复发，卒于书院。

    一生勤于政事，遨游学海，所留著作颇多，计有《山西办赈牍》四卷，《贵州批信稿》十五卷，《官黔公牍》三十三卷，《梅何追草堂奏疏》二十五卷。经后人刊行的有《课士录》十六卷及《李菊圃先生遗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