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中商帮中许多家族都制定有祖训和严厉的家规。尤以祁县乔家“在中堂”最为突出。“在中堂”乔致庸治家颇严，经常告诫儿孙：经商之道首重信，即以信誉取胜；次讲义，不以权术欺人，该取一分不取二分，昧心黑钱坚决不挣；第三才是利。他训诫子孙立身处世，要戒三个字：“骄、贪、懒。”要求儿孙把《朱子格言》作为启蒙必读书，并令人刻写在屏门扇上，以作日日之鉴。儿孙若有过错，则责令跪在地上从头背诵，背到针对性强的格言，便使重复背诵几遍。乔致庸还亲拟对联请人写好刻就，挂在内宅门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衣惜食非惜财缘惜福。”以告诫儿孙自强自立，以俭惜福，切莫贪图安逸，坐享祖业。乔致庸对其长孙乔映霞十分器重，寄有殷切希望，对乔映霞的教诲训诫更多，有：“惟无私才可讼大公，惟大公才可以无怨”，“气忌躁、言忌浮、才忌露、学忌满、胆欲大、心欲小、知欲圆、行欲方”，“为人作事怪人休深，望人休过，待人要丰，自奉要约，恩怕先益后损，威怕先紧后松。”这些教诲训诫对乔映霞的立身行事影响很大。

    乔“在中堂”的家规主要有以下六条：一不准纳妾；二不准虐仆；三不准嫖妓；四不准吸毒；五不准赌博；六不准酗酒。这些家规针对的都是富家子弟最容易沾染的封建恶习。短短的几条家规充分体现了乔氏家族创业者的清醒认识和防微杜渐的良苦用心。而难能可贵的是，乔“在中堂”后代多能遵循家规戒律，洁身自好。

    不准纳妾这一条，对许多豪商巨贾是难以做到的，他们多是妻妾成群，儿孙满堂。而乔家几代人没有一个纳妾的。乔致庸先后娶过六房妻子，全是续弦。乔映霄娶本县段家窑村马家的闺女为妻，感情深笃，后来妻子在天津遭匪徒绑架，营救不及，惨遭毒手，乔映霄此后再未续娶。乔映奎娶妻后只生女儿，按封建礼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再娶一房姨太太传宗接代是合情合理的事，但在严厉的家规约束下，乔映奎始终不动这个念头，只能过继侄子乔倬为自己顶门立户。

    不准虐仆这条乔家也做到了。乔“在中堂”用女仆只用已婚妇女，称为“老妈子”，不用未出嫁的姑娘。日常保证佣人吃得饱、穿得暖，不挨打受气。付给佣人的工钱也较丰，逢年过节还发一些面、肉、油等日用品。仆人年老，愿留的在乔家养老，愿回家的则按年发给退休金，让其维持生活。佣仆家中如遇天灾人祸，乔家都给以周济。所以乔家佣仆皆对“在中堂”忠心耿耿，恪尽职守。乔家的当家人深知施虐积怨的道理，采取了开明宽厚的态度，善待佣仆。当然，这些施舍对“在中堂”来说，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九牛一毛而已。

    乔家的另外四条家规，除了“不准吸毒”这一条有人违犯外，其余三条基本做到。只有乔氏映字辈老十乔映南，因为排行小，受祖父乔致庸的溺爱，加上自幼体弱多病，染上吸食鸦片的恶习，以后一直没戒掉。在他的影响下，妻子、儿女和儿媳都染上毒瘾，一个女儿还因吸毒过量而死。另外，老三乔映霄因为丧妻哀痛，也在烟榻中自我麻醉，了其终生。

    太谷曹家在族中设普合堂，供奉着祖先曹邦彦初到太谷卖沙锅时用的手推车和几只沙锅，还供奉着十四世祖曹三喜创业起家时用过的石磨、扁担、豆腐筐等物。逢年过节要在普合堂上香祭祀，由长辈向晚辈讲述祖先谋生之不易，创业之艰难。每年春秋两季开堂祭祖时，长辈还要率子孙们亲自动手做豆腐两次。曹家以及其他大家族对子孙的训诫和家规内容大体与乔家相似。另外，各家还有专门针对女眷订的家规，反映了封建礼教对妇女的压迫。如曹家规定，女眷每日早晚要两次给公婆请安。媳妇不得随意见外人，只有娘家来客方准进入内室。女眷不准随便外出，姑娘满13岁后便锁进绣楼。女人生育孩子后，地位略有提高，可由丈夫或婆婆带着出入，但时间不宜过久。家中女人，包括女佣、丫环，都不准到其他堂串门。只有过年时，才准许夫妻双双依次去祭拜祖堂，拜望各门各堂长辈。进餐时，男女主人分别进行，一般不与他人共食。男仆端盘、端碗，女仆一旁站立服侍，佣人另设锅灶。女眷不准赶庙会，不准外出看戏，只有在内宅所建戏台唱戏时才准观看。

    晋商的祖训、家规、家风，不仅对家族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民风民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