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初年，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晋商活动的区域越来越广，行业与行业、商号与商号及地域间的业务交往不断增多，埠际间的资金调拨日益频繁，且数额激增，而资金流通仍采用镖局押运现银的方法，既不方便，又不安全。道光三年（1823），平遥西裕成颜料庄北京分庄掌柜雷履泰，看到银两流通量空前增大，依靠镖局运送现银风险大而成本高，从已经零星办理的工商汇票和字号捎办银两的事例中得到启发，产生了开办汇兑业务的想法，在征得财东平遥达蒲村李大全的同意后，率先试办京晋之间的资金拔兑业务。随即李大全又投资30万两白银，由雷履泰把西裕成颜料庄改组为全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票号，取如日东升、繁荣昌盛之意。雷履泰任日升昌第一任大掌柜。日升昌在平遥县城设总号，陆续在汉口、天津、北京、济南、西安、开封、成都、重庆、长沙、厦门、广州等商埠设立14个分号，专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使埠际间的货币清算实现以汇兑为主。日升昌创立后，受到工商界的欢迎，几年间，业务大增，获利颇丰，许多商家纷纷仿效，开办票号。道光六年（1826），日升昌票号二掌柜毛鸿翙因与大掌柜雷履泰产生矛盾，退出日升昌，被介休北贾村富商侯培余重金聘请，帮侯家开办票号。毛鸿翙首先将侯家在平遥县城开设的蔚泰厚绸缎庄改组为票号，接着又将天成亨布庄、蔚盛长绸缎庄、新泰厚和蔚丰厚绸布庄也先后改为票号，形成阵势强大的“蔚字五连号”，与日升昌展开竞争。“蔚”字号均在平遥设总号，在全国各地设分号，主要为工商铺户办理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由于票号结算方便，此地存款，彼地凭票据取现，且利润较大，此后，票号在平遥、祁县、太谷纷纷成立。道光十七年（1837）后，祁县郭源逢和张廷将合伙开办合盛元票号，道光十八年（1838）平遥达蒲村李家又创办日新中票号，道光二十四年（1844）太谷沟子村贠家兼办志成信票号，还有广泰兴、承光庆、聚发源、会通源、三和世、隆盛长、万盛成、万成和、义兴永、光泰永等，至道光末已有十几家票号设立，形成实力强劲的平遥、祁县、太谷三帮票号。其中，平遥帮11家～14家，祁县、太谷帮各1家。这些票号一般在平遥、祁县、太谷县城设总号，在京师、张家口、天津、奉天（今沈阳市）、济南、苏州、南京、扬州、清江浦、屯溪、芜湖、河口（江西）、汉口、沙市、长沙、常德、广州、重庆、成都、三原、西安、开封、周口等26个城镇设分号，频繁开展业务活动，给全国各地商业交往和资金流转，带来空前便利。据有关资料统计，道光二十七年（1847）,蔚泰厚苏州分号收汇白银21.18万两，交汇31.42万两，汇兑往来城镇有平遥、京师、汉口、常德、沙市、奉天；年末存款为3.61万两，放款为8.09万两。至道光三十年（1850），仅日升昌、蔚泰厚和日新中三家票号，在全国各地设立的分号就达35个，北至张家口、奉天，南到广州，西抵重庆、成都，东达苏州、杭州，都有其开设的分号。日新中仅京师分号年收汇白银即达18.76万两，交汇18.87万两，汇兑往来城镇有平遥、京师、汉口、苏州、西安、扬州、开封、广州、重庆、成都等地；年末存款为3.67万两，放款为6.86万两。

    咸丰年间，晋中票号继续发展。咸丰三年（1853），平遥、祁县、太谷三帮票号增加到18家，分号布设于全国30多个工商重镇，以日升昌票号最多，有17个分号，其联号日新中有12个，蔚泰厚较少,有6个分号。许多富商大户从商业资本中抽出部分资金，通过改组或新办票号，加入票号商行列，资本日益雄厚，业务不断扩展。咸丰年间创办的票号有榆次聂店村王家在平遥城的协和信（咸丰三年，1853）、协同庆（咸丰六年，1856），祁县孙家河村孙家在祁县城的元丰玖（咸丰九年，1859），祁县渠家在平遥城的百川通（咸丰十年，1860），太谷人吴道中等在太谷城的协成乾（咸丰十年，1860），祁县乔家在祁县城的大德兴（咸丰年间）等。在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打击后，各票号设在长江流域汉口、屯溪、芜湖、扬州、清江浦、南京和京津一带，以及四川、广东等的分号被迫撤庄和收缩业务，并有聚发源、义兴永、隆盛长、万成和、万盛成、光泰永、隆和永等几家票号因损失严重，无法维持，相继倒闭。到咸丰十年（1860），晋中票号仍有14家，分别是平遥帮的日升昌、蔚泰厚、蔚丰厚、天成亨、蔚盛长、新泰厚、日新中、协和信、协同庆、百川通；祁县帮的合盛元、大德兴、元丰玖；太谷帮的协成乾。这些票号正常开展业务，仍获得可观利润。蔚丰厚票号在咸丰九年（1859）账期结算，4年共赢利8.25万两，每股分红4660.97两。

    票号创立后，晋中商人传统经营的当铺、印局、钱庄、银号、账局等，依托票号业的发展，业务更加兴盛，形成“六行”并举，全面称雄中国金融领域的局面。不仅祁县乔家、渠家，太谷曹家，榆次王家等富商巨贾开办当铺、印局、钱庄、银号、账局等，一些中小商人也经营银钱业，字号遍及全国的大小城镇。道光二十年（1840），京城内外“钱铺不下千家，多为晋中商人所开”。咸丰三年（1853），北京有当铺159个，晋中商人开设的有99个；其中，介休人开设的59个，灵石人开设的23个，平遥人开的11个，太谷人开设的5个，榆次人开设的1个；有账局268个，其中，介休人开的多达118个，平遥人开的21个，灵石人开的3个，太谷、祁县、榆次及阳曲、文水、太原人开的54个。这一时期，晋中商人各业并举，全面发展，开设的茶行、粮行、绸缎行、布匹行、皮货行、药材行、杂货行等遍布全国各地。许多富商巨族籍此获得厚利，家资日益充殷，多者资产达到几百万两白银，少者也有几十万两。介休北贾村侯家继道光初年开办“蔚”字五联号票号外，还在北京、介休等地开设隆盛永账庄，蔚新昌、义盛长、蔚新源钱铺，乾成染坊，以及同豫昌、源盛义、双余魁、同裕成、同德成、同裕远等杂货、布庄、粮油等16个字号；太谷北洸村曹家“三多堂”一支的商号达39个，分号上百个，分布在全国几十个城市，其中最重要的有设在太谷的砺金德、三晋川、用通五3个账庄和彩霞蔚绸缎庄，由彩霞蔚设在张家口的锦泰亨绸缎庄（在库伦、恰克图和俄国莫斯科、伊尔库茨克设分庄）等5个总号，管辖数十个分号；榆次车辋村常家分家折产后，发展为常万达一支的“北常”外贸集团和常万玘一支的“南常”内贸集团，“北常”以经营茶叶贸易为主，“南常”以经营棉布、绸缎、日用杂货为主，分别以张家口和太谷为大本营，共有12个大字号，下设众多分号，分布于库伦、恰克图和上海、汉口、大同等地；祁县乔家在原复盛公的基础上，道光年间，又相继在包头增设复盛西、复盛全两个字号，复字三大号共有19个门面，四五百员工。咸丰以后，又增设复盛菜园（有菜地280多亩），复盛协、复盛锦两个钱庄，复盛兴、复盛和两个粮店，以及复盛油坊等一批生意，形成一个庞大的商业网络；祁县渠家在渠长瀛（1794～1863）主持家政时，开始在长江流域贩运食盐，累积大量商业资本，开设商号四五十座；介休北辛武冀家，道光年间，在十七世冀国定及其夫人马氏的先后主持下，在湖北樊城、襄阳及京师、平遥等地设有字号70多个，以当铺为主，兼营布匹、杂货、油坊等生意，资产达300万两白银。咸丰年间，受太平天国战事影响，冀家设在湖南、湖北的“商号之遭兵燹十余家，资已去大半”；受清政府勒令，接连捐输六七次，“计前后捐款数十万金”；继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设在京师“海淀字号被焚掠者四，山左、直隶诸字号，亦大半被焚掠”。到咸丰末年（1861），冀家资产较前已不及1/3。灵石王家二十一世王鸿渐，道光年间插足两淮盐业大获其利，王家所经营的商号遍布静升、灵石县城以及晋中、洪洞、赵城、霍县、太原、石家庄、保定、北京、天津等地。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起义，两淮一带陷于战乱，王鸿渐被太平军处斩，王家在两淮地区的盐业和其他生意严重受挫，巨额资金无法回笼，设在江淮的店铺多数倒闭。王氏商业从此走向衰落。

    以榆次常家、太谷曹家、祁县渠家、乔家等为代表的晋中商人，对俄蒙的茶叶贸易也达到巅峰时期。道光年间，中俄茶叶贸易空前繁荣，出口数额大增。据《中国对外贸易史资料》记载，道光十七至十九年（1837～1839），恰克图每年平均销往俄国的茶叶8万箱，道光二十三年（1843）增加到12万箱，约折1240万卢布，合白银约500万两～600万两。咸丰初年，持续增长，年出口茶叶达15万箱，计900多万斤。面对急剧增长的茶叶贸易，晋中商人不断增设商号，扩大业务。这一时期，设在恰克图、库伦两地的晋商茶庄各有百余家，实力雄厚的商号主要有祁县的大盛魁，榆次常家的大德玉、大升玉、大泉玉等，太谷曹家的锦泰亨、锦泉涌等，祁县渠家的长顺川，祁县乔家的大德兴、大德诚等。由恰克图输出俄国的茶叶绝大部分由晋中商人承担。起初，晋中商人主要从福建武夷山、湖南安化、浙江建德、安徽霍山一带采茶，通过船载驮运，经江西、湖北、河南、山西辗转千里运抵张家口，然后再销往蒙古草原和由库伦、恰克图向俄国输出。咸丰后，由于太平天国起义，阻断江苏、江西、福建一带的交通，晋中商人将茶叶基地移至湖北蒲圻县的羊楼洞和湖南临湘县的羊楼司一带，并大量购置茶山，派人指导当地农民大规模种茶，然后自设制茶工场，压制砖茶，“用白纸缄封，外粘红纸，写有本号监制，仙山名茶”等语。咸丰末期，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不平等条约，取得在中国内陆多个商埠进行自由贸易和大幅度减免商税的特权，俄商大批进入中国，有的还直接深入中国产茶区，设栈收茶，并在汉口、九江等地设机制砖茶厂制茶，所收（制）茶叶不仅销回俄国，而且运销到英、法等国。晋中商人遭受严重打击，业务锐减，恰克图贸易逐渐衰落。后经清政府准许，晋中商人又深入俄国境内，在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赤塔、新西伯利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巴尔纳多、巴尔古金、比西克、上乌金斯克、聂尔庆斯克、乌丁斯克、伊尔库茨克等城镇开设商号，进行跨国贸易，“茶叶之路”延伸至俄国腹地，形成著名的“万里茶路”。

    同治元年（1862）起，由于太平军和清军在南方激战，阻断南方各省、关由陆路向北京解运京饷、协饷的路线，威胁到清政府财政，清政府不得不于十二月准户部奏折，令各省督抚将京饷觅殷实票号设法汇兑。同治二年（1863），设在长沙的蔚泰厚、新泰厚票号承揽湖南省5万两京饷银汇兑；元丰玖票号承汇四川的4万两工程银。同年六月，湖北省将江汉关收洋税项下筹动银3万两，“因直隶道路梗阻，仍由汉镇蔚泰厚票号兑付”。八月，又将地丁、盐课、土税、关税等款计10余万银两，“在汉镇蔚泰厚、元丰玖等票号内分别汇兑”。继京饷交由晋商票号汇兑后，协饷也随之由晋商票号承汇。同时，因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打击，各省地方财政陷入窘迫境地，拨解京饷、协饷也多向票号借垫。同治三年（1864），粤海关因关税征收无几，不敷凑拨，向协成乾票号借银5万两汇兑，向志成信票号借银5万余两，由税收入项下提拨归偿。同治四年（1865），山西河东道应解甘肃兰州协饷三次银8万两，均由平遥票号商汇兑。同年，山西奉拔甘饷银2万两，交由元丰玖票号汇解陕西藩库；四川奉拨陕饷银2万两，也交元丰玖汇兑。同治五年（1866），浙江将浙海关银3万两，又交元丰玖汇兑。从此，票号业务进一步扩大。除承办工商汇兑、存款放款业务外，又增加办理官款业务，汇解京饷、协饷、其他工程费用，向各省及税关借垫各种款项，并承办洋务运动中各省海防经费的汇兑等。票号进入蓬勃发展时期。至同治末年（1873），晋中又新增10家票号，其中平遥帮新增其昌德（同治元年，1862）、谦吉升（同治元年，1862）、乾盛亨（同治元年至三年，1862～1864）、蔚长厚（同治三年，1864）、云丰泰（同治三年，1864）、祥和贞（同治十二年，1873）、义盛长（同治十二年，1873）等7家，祁县帮新增三晋源（同治元年，1862）、巨兴隆（同治元年，1862）、存义公（同治元年，1862）3家，祁县乔家的大德兴茶庄也开始兼办汇兑。光绪元年（1875），又有祁县帮兴泰魁、太谷帮三和源、平遥帮松盛长3家票号开业，晋中票号总数达到27家。票号的活动地域逐渐由内陆城镇，向边远地区和沿海城市拓展，在北起蒙疆、南至闽粤，西起川康、东临海滨的重要城镇、商埠、码头，大都建立通汇点。尤其是上海、福州、厦门、香港、昆明、乌鲁木齐、归绥、库伦、恰克图等对外通商口岸，成为票号集中的城市，仅上海就有22家票号。到光绪七年（1881），在上海的票号增加到25家，并由蔚泰厚发起在宝善街庆兴楼组成山西汇业公所，每天商定汇兑行市，维护票号利益，成为票号业的第一个行会组织；在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汉口，有晋商票号分号32家，其中平遥票号分号16家。从光绪七年（1881）至清末，票号发展达到鼎盛时期，30年间，晋中新增票号13家，分别为平遥帮汇源涌（光绪七年，1881）、永泰庆（光绪十八年，1892）、永泰裕（光绪二十七年，1901）、宝丰隆（光绪三十二年，1906），祁县帮大德恒（光绪七年，1881）、大德通（光绪十年，1884）、长盛川（光绪十年，1884）、大德源（光绪十四年，1888）、大盛川（光绪十五年，1889），太谷帮大德玉（光绪十一年，1885）、世义信（光绪十九年，1893）、锦生润（光绪二十九年，1903）、大德川（光绪三十三年，1907）等，晋中先后成立的可考票号总数达到41家，占全国51家票号的80%，其中平遥县22家、祁县12家、太谷县7家，在全国126个城镇设立分号526个，遍布全国各地。虽然在同期受到第一次金融风潮、外国资本主义入侵、战乱兵燹和地方官吏的敲诈勒索及经营不善等因素的影响，有松盛长（光绪六年，1880）、云丰泰（光绪七年，1881）、祥和贞（光绪七年，1881）、谦吉升（光绪十年，1884）、大德兴（光绪十年，1884）、兴泰魁（光绪十年，1884）、汇源涌（光绪十一年，1885）、义盛长（光绪十二年，1886）、巨兴隆（光绪十二年，1886）、大德源（光绪十八年，1892）、元丰玖（光绪十九年，1893）、永泰庆（光绪二十六年，1900）、协同信（即协和信，光绪三十年，1904）、乾盛亨（光绪三十年，1904）、永泰裕（光绪三十一年，1905）、长盛川（宣统元年，1909）、三和源（时间不详）等17家票号先后歇业，再加上早已倒闭的日新中（同治元年，1861）票号，但至清末时，仍有23家票号营业。其中，平遥帮11家：日升昌、蔚泰厚、蔚丰厚、蔚盛长、新泰厚、天成亨、协同庆、百川通、蔚长厚、其昌德、宝丰隆；祁县帮6家：合盛元、大德通、大德恒、三晋源、存义公、大盛川；太谷帮6家：志成信、协成乾、大德玉、世义信、大德川、锦生润。特别是一些早已致富、经济实力强大的巨商富贾，纷纷转投票号业，加入票帮行列，使晋中票商的实力更加雄厚。改办票号的较大商号，主要有祁县乔家的大德恒、大德通、大德源，渠家的长盛川，榆次常家的大德玉、大德川，太谷曹家的锦生润等；连旅蒙商中的著名商号大盛魁，也在光绪十五年（1889）投资10万两白银，创办了大盛川票号。这一时期，票号业务又增加了承办《马关条约》赔款中清政府对外举债的借款，汇兑庚子赔款，汇兑铁路经费、河工经费等工程款项及赈款，汇兑户部和各省藩库存款等，甚至亲王大臣、地方官吏的赃款也寄存票号。票号俨然成了清政府的国库，清政府的资金调用，多依赖晋中票号运转。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变，慈西太后挟光绪皇帝西逃途经山西，所用款项大部为票号支垫。行至祁县，西太后一行住宿大德通票号，票号一次借给清廷银40万两。清政府遂命各省将京饷改解晋中票号总号，许多省通过实力雄厚的日升昌、天成亨、百川通、新泰厚、蔚丰厚、蔚盛长、协同庆、乾成亨等票号将京饷汇至平遥、祁县、太谷总号。湖南巡抚俞廉三一次将11万两京饷银通过以上9家票号汇至平遥。同时，在各通商口岸，外国人“与内地各省的汇兑业务，以及中国人对交易所签发的票据，全部都经过山西票号”。晋中票号通过汇兑、存放巨额官款和承汇内地与口岸之间的巨额进出口商款等，获利大增，分红丰厚，达到空前绝后的地步。光绪后期一般分红每股少者七八千两，多者达到一二万两，百川通票号最高一次分红达到2.23万两白银。祁县乔家的大德通票号，光绪十年（1884）初建，资本为12万两白银。四年后开第一账，赢利总额为2.47万两,每股分红850两。此后资本逐步增加，赢利、分红逐期迅速攀升，每个账期每股分红在3000两至6000两白银。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第六个账期，每股分红高达1.7万两，是第一个账期的20倍。太谷曹家锦生润票号，光绪二十九年（1903）创建时，资本3.2万两白银，当年赢利7380两，资本利润率为23.06%。三年后，资本增至6.4万两，赢利达到5.19万两，资本利润率增至81.17%。光绪三十二年（1906），据日升昌14个分号资料统计，当年存款支出利息19.45万两白银，放款收入利息28.51万两,存放相抵后，净收入达9.06万两。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月三十日，祁县合盛元票号冲破重重困难，经日本政府批准，在日本神户设立支店，后又在东京、横滨、大阪及朝鲜的仁川开设分号，成为最早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的票号。

    同治、光绪年间，晋中商人除称雄全国票号业，垄断全国金融汇兑外，金融、商业同时并举，均取得长足发展，创造了晋商发展史上的辉煌业绩。极盛时期，在全国各通商口岸、城市集镇、埠际码头都开设字号，业务范围东至黑龙江、辽宁、吉林，西抵新疆、西康、四川，南达广东、广西、云南，北迄内外蒙古，遍及全国各地。同治年间，仅祁县就有当铺96家。光绪十七年（1891），在汉口仅介休人开设的当铺就有15家。民国《介休县志》记载，“河南、湖北沙市等处，印行（局）邑人最占多数”。太谷商人在两江、两湖以经营杂货为主，在华北、东北以经营典当、钱铺、粮油居多。光绪末年，太谷曹家的商号即达640个，遍及大半个中国。榆次常家发展为以10个“玉”字号和10个“德”字号为主的庞大商业网络，俗称“十大玉”（北常）、“十大德”（南常）。“玉”字号主要开展对俄国的茶叶外贸，成为具有百余年历史的外贸世家，“德”字号从事国内贸易，网络遍及全国14个省，经营商品有棉布、绸缎和日用杂货等。祁县乔家除在包头设有十几个字号外，在东北、西北及京津、四川、两湖等还设有钱庄、当铺、粮店、茶庄等字号200余个。祁县渠家创办的长裕川、长盛川茶庄与大盛魁创办的大玉川、大昌川两家著名茶庄，并称“两长”、“两大”，销售以“川”字为标记的砖茶，在蒙俄倍受欢迎，被清政府特授“红龙票”，给予保护。此外，渠家还在全国各地开设有茶庄、盐店、钱铺、当铺、绸缎、药材等商业字号数百个。介休的侯家、冀家也在各地设有不少当铺、钱庄、茶庄、绸布庄等字号。据徐珂《清稗类钞》中对晋中14家“资产之七八百万两至三十万两者”的调查统计：介休侯氏资产七八百万两、冀氏资产三十万两，祁县乔氏资产四五百万两、渠氏资产三四百万两，太谷曹氏资产六七百万两、刘氏资产百万两内外、武氏资产五十万两、孟氏资产四十万两、杨氏资产三十万两，榆次常氏资产百数十万两、侯氏资产八十万两、王氏资产五十万两、何氏资产四十万两、郝氏资产三十万两。实际上，许多富商发达时期资产均有几千万两白银。太谷曹家三多堂在十九世曹培义时，家产即达3000万两，二十世曹中美时，家产仍在600万两以上。晋商致富后，为了提高社会地位，光宗耀祖，大多不惜重金，捐纳各种官衔，有的甚至追封三代；同时，投入巨资，置地买田，大兴土木，持续几百年，在家乡盖起一座座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豪华住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