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以后，晋商进入繁荣发展时期。一方面外出经商者越来越多，足迹遍及全国各地，另一方面经营行业愈益增加，商业规模不断扩大，形成了“贸迁四方”的巨大商业群体。同时，以介休范家为代表的“船帮”重新恢复海上对日贸易。乾隆三年（1738），范毓馪再次“奉命采办洋铜，运京局，以抵分限应输之数”。即以采办来的洋铜抵欠户部追缴粮食运值价款。乾隆八年（1743），范家改“先铜后帑”为向清政府借帑办铜。乾隆十年（1745）后，由范毓馪之子范清注、范清洪和侄范清济接替经营。范家拥有商船最初为3只，最多时达7只，每年去日本两次，将中国的丝绸、器皿、药材、书籍等运至日本，再从日本运回铜锭，每年所贩铜至少30万公斤，最多时70万公斤，占清政府从日本进口铜量的一半多。但由于范家为“皇商”，所采之铜，政府折价较民商低，且民商可半数交官收售，半数按市价出售，而范家则不得私售，加之日本铜源告缺，贩铜船又屡次遇暴风沉没，范家负债经营，拖欠内务府大量官款，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积欠和新借内务府银共330万两。范家几次请求退出，均被清政府驳回，不得不负债经营，以致亏赔越积越多。乾隆四十八年（1783），范家终因“亏折日深，以至上年误运误课，拖欠官款累累”，“亏损至一百五六十万两之多”，被清政府查抄，范清济被囚，家产充公。从此，范家结束了长达70年的对日贸易。

    晋商“船帮”衰落后，陆路商人中的旅蒙商、西路商、关东商以及在全国各地设庄经营的其他商帮，在乾隆、嘉庆年间取得长足发展，日益强盛。

    旅蒙商从清初以张家口为大本营，乾隆后发展为以张家口和归化（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为基地，向内外蒙古扩展。一般总号设在张家口和归化，分号设到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多伦诺尔（喇嘛庙，即今内蒙古多伦县），甚至到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再深入蒙古各盟旗。共开辟有三条商道：一条是从张家口通往内蒙古的乌兰察布、锡林郭勒、察哈尔、昭乌达盟和通往外蒙古的库伦、科布多等地；另一条是从归化城通住内蒙古的乌兰察布、伊克昭盟、阿拉善旗、额济纳旗及外蒙古的库伦、乌里雅苏台、唐努乌梁海、科布多等地；还有一条是从多伦诺尔通往内蒙古锡林郭勒、察哈尔、昭乌达、呼伦贝尔和外蒙古的车臣汗部、土谢图汗部等。晋商用从各地采购的粮食、布匹、茶叶、盐、铁锅及其他牧民所需的生产生活用品，用骆驼或车队运抵牧区，从牧民手中交换回廉价的马、牛、羊、驼等牲畜和毛、皮等畜产品，然后再转手倒卖，“获利倍蓰”。这时，晋中旅蒙商中除早已在张家口建立基地，以经营布匹、茶叶为主的榆次常家和以贸易丝绸为主的太谷曹家，以及大盛魁外，祁县乔家、渠家也先后在乾隆初走西口，以包头为基地，迅速经商致富。乾隆后期，许多商人由一年一度往返内地与蒙古地区，以畜驮车载游动经商，改为在蒙古各地开设固定商号，“易行商为坐商”。多伦诺尔、归化、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发展成为旅蒙晋商的集中活动城镇。据清朝档案记载，乾隆四十一年（1776），晋商在归化设有店铺140个，在绥远设有店铺180个。其中，晋中商人开设的较重要的商号有榆次常家的大德玉、大德常、大德川等，祁县乔家经营粮油，兼营酒饭、衣服、钱铺的复盛公，渠家经营菜园、粮油、茶叶，兼营钱业的长源厚和长源川、长顺川两大茶庄，以及在蒙古一带享有盛誉的大盛魁，经营日杂、百货的祥泰隆等。其中大盛魁以归化城为总号，长期专门组织销售蒙民所需商品和采购蒙古畜牧产品，活动区域包括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喀尔喀四大部、库伦、内蒙古各盟旗，一度扩展到新疆乌鲁木齐、伊犁等地，还参与中俄恰克图边贸并深入莫斯科、西伯利亚地区。极盛时几乎垄断了牧区市场，积累了丰厚的资产。

    在恰克图市场，到清嘉庆、道光年间，对外贸易基本由晋商所垄断。据清道光进士、刑部主事何秋涛所著的《朔方备乘》记载：“所有恰克图贸易商民，皆晋省人。由张家口贩运烟、茶、缎、布、杂货，前往易换各色皮张、毡片等物。”晋中商人在恰克图开办的几十家商号中，以榆次常家和太谷曹家最著盛名，常家的商号主要有大德玉、大升玉、大泉玉、大美玉等“玉”字号，曹家的商号有锦泰亨、锦泉涌，主要营销在恰克图出口商品中占首位的茶叶，其次为绸缎、布、土产、糖。茶来自福建、安徽、湖南、湖北，绸缎来自浙江、河南、山东，布和土产部分来自本省，部分来自河北、河南，糖来自东南沿海各省。这时，晋中茶商由采买茶叶，变为在南方建立茶叶基地，购置茶山，种植茶树，直接加工成砖茶，然后包装打包，先经水路，再转陆路，千里迢迢运抵恰克图与俄国贸易，开辟了一条绵延数千公里的“茶叶之路”。茶叶之路南起福建武夷山，在福建崇安县茶市交易后，运到江西省铅山县，经水路船载由信江入鄱阳湖，再转长江至汉口，溯汉江北上，抵樊城（今湖北襄樊市）后，转唐河而上至河南赊旗镇（今社旗县）、朱仙镇，转陆路驮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入太行山，经山西泽州（今晋城市）、潞州（今长治市）出子洪口抵祁县，在祁县鲁村换畜力大车经太原北进，再出雁门关至大同或杀虎口，再到张家口或归化，换骆驼运抵外蒙古库伦，直至中俄边境恰克图，然后转输俄国各地和欧洲邻国；或从杀虎口经包头西行，至甘肃安西进入新疆哈密、伊犁等地。全程近5000公里，水陆转运约需3个月。嘉庆五年（1800），中方在恰克图销往俄国的茶叶有280万磅，贸易额达到1596万卢布。嘉庆二十五年（1820），中方在恰克图销往俄国的茶叶上升到500万磅。经营额较大的大德玉、大升玉、大泉玉、大美玉、独慎玉、锦泰亨、锦泉涌、恒隆广、祥发永等十几家商号中，晋中人开设的占到一多半，成为垄断恰克图贸易的主体商人。特别是榆次常家，在恰克图经营对俄国茶叶输出前后长达150余年，同治后经清政府准许还深入俄国内地莫斯科、多木斯克、赤塔、新西伯利亚、巴尔纳多、巴尔古金等地设立分号，进行跨国贸易，将茶叶之路延伸至欧洲大陆，成为赫赫有名的外贸世家。

    在清初由张家口、归化城等地随平定准噶尔叛乱的清军进入西北地区经商的晋中西路商人，康熙末年已进入嘉峪关以西的新疆巴里坤、哈密、古城（今奇台县）、迪化（今乌鲁木齐市），乾隆年间又拓展至新疆“北路”的伊犁、塔城，后延伸到“南路”的喀什、叶尔羌，遍布新疆全境。祁县商人张云中乾隆年间随清军进入伊犁，在古城设后站，迪化设中心站，伊宁设前站，经营茶叶、绸缎。后因时局动乱，与不少祁县人避于伊东县城东南一个墟子，形成“小祁县村”。另外，在兰州、西宁、银川、天水、酒泉以及青海的松潘厅、四川雅安府等地，也都有晋中商人开设的商号。

    在东北，闯关东的晋中商人分布于关东广大地区，主要集中在奉天（亦称盛京，今沈阳市）、辽阳、齐齐哈尔等地，以榆次、太谷、祁县、平遥、介休人居多。除开设典当、钱铺、账局在当地设庄经营外，主要从事粮食及土特产品的贩运和开办酿酒业（烧锅）等，即把关外盛产的粮食和人参、鹿茸等运往关内，销售全国各地，并从全国组织日用百货销往东北。有的商人还直接在当地购买土地，生产粮食，同时利用当地丰富的粮食资源，结合山西传统的酿酒技术，进行粮食加工，开办酿酒作坊，走上富裕之路。以太谷曹家最具代表性。曹家起初落脚的“三座塔”为边防屯卫地，后因曹家商业的发展而逐步繁盛，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发展为朝阳县（今辽宁朝阳市）。民间流传“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之说。后曹家的商业范围又扩展到赤峰、四平、八沟、建昌、梨树、锦州等地，店铺遍布关外七厅。乾隆年间，曹家又在东北和山西新增商号近20个，成为赫赫有名的商业大家族。

    除旅蒙商、西北商和关东商有较大发展外，晋中商人在商业相对集中的号称“天下四聚”的京师、汉口、苏州、佛山，以及陕西、河南、河北、山东、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浙江、福建、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等省都有一定的势力。所经营的行业有账局、钱庄、典当、粮油、棉布、绸缎、盐业、茶叶、印染、烟行、药材、杂货、皮革、纸张等，商品种类繁多，获利颇丰。大多数商人为了协调关系，便于发展，以行业或地域区分，结成商帮，并在各地捐资修建了许多商业会馆，其中不乏规模宏大者。在都城北京，晋中巨商和许多中小商人都开设有商号，并以北京为中心，连同周围的通州、良乡、保定、正定、天津等地，形成了一个商业区域网络，以经营粮油、绸布、盐茶、铜铁器、颜料、杂货、典当、钱庄、账局为主。到乾隆初年，京城已有200多个当铺，多数为晋中商人经营。嘉庆年间，京城有钱铺350余个，也多系晋中商人所开。据民国版《介休县志》记载：“介休商人以钱、当两商为最，……，至邑人外出贸易者，在京则营当商、账局、碱店，在津则营典质转账，河南、湖北、汉口、沙市等处，当商、印行（局）邑人最占多数。”据《清实录》记载：“太谷、平遥、介休各县民人，多在广东及南省各处贸易。”在河北无极县，晋商以开棉花店、印染坊、盐店、当铺、钱铺为主，其中当铺、钱铺多由祁县、太谷、平遥等县商人经营。介休冀家在湖北樊城、襄阳及平遥等地设有字号70多个，以当铺为主，兼营布匹、杂货、油坊等生意，资本在5万两以上的当铺有钟盛当、增盛当、世盛当、恒盛当、永盛当5家，总资产达300万两银元；介休侯家在外地有商号几十处，多为绸布杂货和钱铺，兼营河东池盐，内置大量房产土地，被人称为“侯百万”；榆次聂店王家的当铺发展到90多个。嘉庆十三年（1808），制作名药定坤丹的太谷县广升聚药店，又在汉口、怀庆（今河南泌阳）、彰德（今河南安阳市）和川广等地设立分庄，自行采购南北两地药材运回太谷研制。至嘉庆末年，晋中商人开设的商号不仅遍及全国各重要城市、埠际码头，延及边疆地区，而且深入到许多省的县城、集镇，成为国内、国外贸易中举足轻重的商帮，在外商号赚得的大批银两由全国各地源源不断运回晋中，许多富商巨贾或扩大经营，新开商号，获取更大利润；或置地买田，大兴土木，建起一座座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住宅，过起奢侈豪华的生活；或捐纳官衔，光耀门庭；或藏入地窖，以备后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