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定鼎中原初期，统一了北方各少数民族，疆域拓展至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同时，清政府改变明朝严格控制的、有限开放的边地贸易政策，重视商贾“通财货之血脉”的作用，放宽对旅蒙商的限制，并采取了减免关税、商税，张榜明示税则，严格限制牙帖，惩治关津贪官等一系列恤商政策。

    北方社会的相对稳定和清政府的重商政策，为晋商的崛起提供了有利条件。继明代介休范氏等涉足北部边地贸易成为大户外，晋中平川地区又有一批商人迅速崛起，逐步向北部、东北部、西北部及全国主要商埠城市拓展，形成闻名遐迩的晋中商帮。向北部发展的称旅蒙商，向西北部发展的称西路商，向东北部发展的称关东商。清康熙二十年（1681），清政府先后结束平定南明、三藩之战，南方形势趋于平稳，晋中商人的势力开始向南方扩展延伸。一部分商人从事南货北运，将南方的丝绸、茶叶、粮食、药材、瓷器、漆器、工艺品等，通过水陆两路运往天津、北京、张家口、宣化、大同、绥远、包头等物资集散地与北货互市；一部分商人在南方湖南、湖北、江苏、江西、广东、福建、四川等省的重要城镇、码头设庄立号，经营钱行、粮行、当行、盐行、茶叶行、布匹行、绸缎行、药材行、皮毛行及杂货行等。由此获利而富者甚多。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皇帝南巡回京后在上谕中称，“东南巨商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盖寡”。到乾隆五十一年（1786）“山西富户，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清高宗实录》），多数集中于晋中平川地区。这些富商巨贾主要有自明迄清的介休县张原村范家、太谷县沟子村贠家、榆次县聂店村王家、灵石县静升村王家，始于清顺治年间的太谷县北洸村曹家、介休县北辛武村冀家、榆次县车辋村常家，始于康熙、雍正年间的介休县北贾村侯家和创办著名商号大盛魁的太谷人王相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始于乾隆年间的祁县乔家堡村乔家、祁县城内渠家、平遥达蒲村李家等。

    清初晋中商人最著声誉者，首推介休县张原村范家。范家因在张家口贸易中与女真族建立了密切的经济联系，在女真族的崛起和清军入关征服中原中，为清军提供了大量的粮秣、军械等，为清军入主中原立下功劳，被清政府封为“皇商”。据清嘉庆《介休县志·人物》“范三拔”中记载，顺治十年（1653），“世祖入关定鼎，稔知永斗名，即召见，将授以官，以未谙民社力辞。诏赐张家口房地，隶内务府籍，仍互市塞上”，为内务府采办供皇室使用的皮张等，并继续从事边地贸易，经营绸、布、茶、粮。

    范永斗后，其子范三拨、孙范毓馪接替经营，范围进一步扩大。在开展边疆贸易的同时，经清政府批准，涉足盐业经营，运销河东池盐和长芦盐，获得巨额利润。康熙三十八年（1699），随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铜钱流通量猛增，中国主要产铜地云南铜不敷所需，宝钞局铸铜匮乏，清政府遂允许商人从日本贩铜，供宝钞局铸币使用。范家认识到采购“洋铜”利厚，遂以内务府商人的身份和低于其他民商的价格向清政府提请采办日铜，得到允准。范三拨、范毓馪父子联络在张家口经商的乡帮王纲明等5人组成船队，代替闽、浙沿海原民商从日本采购铜锭，获得巨额利润，形成晋商中最早开展海上贸易的“船帮”。最多时，晋商船队一次出海就达四五十只。到康熙五十三年（1714），日本因铜源减少，限制中国入港船只和贸易额，致使范家等中国商人购买铜锭陷入困难。康熙五十五年（1716），清政府取消内务府商人采购办法，改由东南八省督抚办解。范家暂时退出对日贸易活动。

    康熙五十七年（1718），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举行叛乱，进犯西藏。康熙帝征派30万清军从四川、青海两路向西藏进发，平定叛乱。由于路途遥远，行程艰险，大批军需供应使清政府耗资巨大，“输米馈军，率以百二十金致一石”，大大加重了清政府和人民的负担。康熙六十年（1721），范毓馪、范毓×兄弟请自出资本，为西征清军承运军粮、贩运军马等，每石只取官方运价120两白银的1/3，即40两。由此，范毓馪以“四品顶戴”为清朝承运军粮，前后长达几十年。运粮路线一般起于来远堡（即今张家口上堡），先后运往察罕叟尔、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白格尔、扎克拜达里克、蒙古尔拖罗海、塔米尔、鄂尔坤推河三十三台、洪廓尔鄂伦等处。据嘉庆《介休县志》记载，范毓馪“力任挽输，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阎”，克服路途艰辛或受叛军、盗匪袭扰，或中途变更运粮计划带来的困难和造成的损失，“克期必至”地将军粮运到前线。据《清史稿》记，仅“以上十年（1728～1737）之内，运米至百万石，省运费至千万两”。雍正皇帝特赐范毓馪“职太仆寺卿，用二品服。弟毓×赐职布政司参政。”但范家在报效皇上的同时，因路途遥远，险象环生，损失巨大，加之户部核销运费时，只以最近路线核算，不计实际损耗，致使范家十数年间反而欠下户部172万余两白银的巨额债务。

    晋中商人继之而起的，还有闯关东的太谷北洸村曹家，走口外的榆次车辋村常家、往来南北贸易的太谷沟子村贠家、介休北贾村侯家、灵石静升村王家、介休北辛武村冀家等。这些家族大约发迹于清顺治至雍正年间，初以个人外出帮工转向经商或肩挑售卖、小本经营，长途贩运积累资本。后由流动性的行商转变为择地设庄经营的坐商。较大的商号有顺治年间平遥人在阿拉善旗设立的祥泰公，康熙年间太谷人王相卿和祁县人张杰、史大学在杀虎口创办的大盛魁，榆次常家在张家口开办的常布铺，太谷曹家在东北开设的三隆号杂货店、三隆粮店、三太号钱铺、三隆永货店等。另有清初已“富甲一方”的太谷贠家，康熙年间贠成望经常往来于长沙、汉口、京都、沈阳，经销丝绸、茶叶、药材、杂货等，并在太谷创办了志成信账局，在北京开办了义合昌账庄和隆盛镖局，走向兴盛；介休北贾村的侯万瞻，康熙时到苏杭一带跑单帮，贩绸缎，南贩北卖，获利起家；灵石静升村王家因帮助清军平定“三藩”有功，得到官府赏识，受命为清军筹集军马粮草，大获其利。“三藩”平定后，王氏兄弟受到朝廷赏赐，借此势力，生意越做越大。据清《皇清奏议》记载，雍正三年（1725），汾州府已是“山右殷富之乡，百姓颇有积蓄”。

    清雍正五年（1727），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规定，两国以恰克图（今蒙古国阿尔丹布拉克）为界，旧市街划归俄国，清朝于旧市街南另建恰克图新市街，开展互市贸易。雍正七年（1729），清政府批准中国人在恰克图的中方边境建买卖城，并派驻理藩院司员，监理中俄互市。长期在张家口设庄经营的晋商凭借地利之便，很快占领恰克图市场，一时间恰克图“万货屯集，居然都会也”。晋中商人涉足恰克图贸易的主要有榆次常家、祁县史家、太谷王家等。主要商号有榆次常家的大德玉，祁县史家和太谷王家合开的大盛魁等。晋中商人向俄国输出的货物主要有茶叶（花茶、粗茶、砖茶）、丝绸（锦、缎、绫、纱）、棉布（土布、夏布、方巾、三角巾）、刺绣（苏、杭、湘、锦）、瓷器、工艺品及土特产品等，从俄方买回的主要商品有皮毛、呢绒、皮革和牧畜。这些商人起初均以张家口为基地，货物由张家口向西北逾阴山达沙漠，经察哈尔之察罕巴尔、内蒙古伊林（今二连浩特）、外蒙古车臣汗部，逾汗山，经土谢图汗部之哈克察呼都克而达库伦，再到买卖城，行程1500公里以上。他们以骆驼和马、牛等为运输工具，分为驼帮和车帮。驼帮由骆驼驮运，结对而行，组织为“队”和“房”。15头骆驼为一队，由2人骑马驾御。10队为一房，计驼150头，马20匹，赶驼人20人。数房相随，累达百千，迤俪而行，首尾相望，似一条长龙，在沙漠中游荡。车帮，分驼车、马车和牛车3种。每帮多者百余辆车，结队前进，首尾相衔，长达数里。车帮“日入而驾，夜半而止。白昼牧牛，必求有水之地而露宿焉，以此无定程，日率以三四十里为常”。旅蒙商由于路途遥远，沿途多系沙漠地带，人烟稀少，气候恶劣，异常艰辛。